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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测谎结果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

时间:2011-07-21 10:41来源:上海离婚律师网 作者:杨欣律师 点击:
离婚案件测谎结果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上海离婚律师认为:我国民诉法列举了证据的形式,分别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测谎结果并不在上述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之列。 由于测试是用纯机械性的手段,对涉案人员生理

离婚案件测谎结果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上海离婚律师认为:我国民诉法列举了证据的形式,分别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测谎结果并不在上述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之列。

由于测试是用纯机械性的手段,对涉案人员生理参量的测试,针对的是涉案人员心态的测试;而鉴定则是依据专业的科学技术,对案件事实作出检验鉴定结论,针对的是事实本身。两者并不相同。因而,心理测试结论并不在这7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中。目前尚没有司法解释确认心理测试结论在民事诉讼证据上的地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请示》的批复中认为:“测谎鉴定结论可以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测谎结论不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司法实践中,运用测谎来审理案件已不是禁区。上海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运用测谎结论已进行过突破性的尝试。但这些尝试也毕竟是个案。

附:“精品案·名法官”系列报道之二十七·民商篇4(本案例来源上海法治报)

到底是谁说了谎?测谎来作证

———承办法官回顾测谎结论在本市民事诉讼中的首次应用

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小的机器,几根连接手部、胸部的导线,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测谎仪”,事实上,它主要是通过皮肤电阻、呼吸和血压记录测试人当时的生理变化,进而反映其心理变化,“测谎”只是人们的俗称。

2004年,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首次在民事诉讼中运用“测谎”手段,并结合测谎结论和其他证据对案件作了改判。

“通过这起案件的审理判决,我们对民事诉讼中使用测谎结论进行证据补强做出了初步尝试。”承办法官徐子良说,判决后双方都表示服判。当然,对“测谎”的应用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案情追溯】

A  7万货款惹出纠纷

银货两讫、单据齐全,这是商业往来中的游戏规则,也是交易顺畅的基本保障。然而对本市某反光材料厂来说,这一切都被一本手写的帐簿所代替了。

20034月初,反光材料厂发现一家有长期业务关系的反光材料公司尚有7万余元货款没收到,对方却不认可。经过诉讼和一审判决,反光材料厂又上诉至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承办法官徐子良发现,这本反光材料厂的帐簿上于2000422日记载:“帐结到200047日止,反光材料公司尚欠50876.84元”,先生在下方签名。而在422日,先生给了女士一张61000元的支票。

在庭审中,先生认为,帐簿中的这句话说明47日反光材料公司只欠50876.84元,422日支付的61000元支票就是用于偿付该欠款,多余部分是预付款。

女士认为,她在422日收到的61000元支票是反光材料公司用于归还47日前的欠款,在扣除这61000元支票后对方还欠50876. 84元;因为根据47日前的帐目,反光材料公司的欠款有11万多元,他们过去都是这么记账的。

先生反驳说,他在47曾给陈女士61000元现金,但在对账时未计入,扣除这61000元现金,他在47日正好欠反光材料厂50876. 84元。

女士则否认收到过该现金。

 B  各执一辞难辨真假

 “说实话,单从‘帐结到200047止,反光材料公司尚欠50876.84元’这句话的文意来看,先生的解释似乎更符合通常的理解,即到47还欠50876.84元。”承办法官徐子良回忆说,“但结合其他情节,对这句话就颇费思量了。比如这一记载的落款是422,为何双方不直接写明账结到422还欠多少呢?”

为此,徐子良法官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深入审查,如针对女士称“过去也是这么记载的”,徐法官对帐簿之前的记录进行了仔细查阅,发现双方有将结帐日前某一时间节点的欠款数扣除结帐日收到的款项后,记录剩余欠款的记账习惯。

徐法官又发现在先生自己制作的付款记录本中,几千元的付款都有记录,但这笔所称的61000元现金付款自己却没有记录。

而且,帐簿显示过去的交易都是陈先生先提货后付款,没有预付款的记载,这次先生却提出多付的剩余部分是预付款,这不符合过去的交易习惯。

“通过对以上材料综合分析,我们法官心中已渐渐形成陈先生更像是在说谎的内心确信,但在证据上双方依然处于均势,因为‘帐结到200047止,反光材料公司尚欠50876.84元’这句话的记载是一个直接证据,对这句话不作通常理解的推测都只是间接的。”徐子良法官说,“案件的处理陷于僵局。”

C  参考测谎作出判决

对是否收过61000元,女士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查明真相,她向法院正式提出申请:要求进行测谎!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真实可信,此时陈先生也向法院递交了测谎申请书。既然双方都提出申请,并书面承诺对测谎结论予以认可,测谎可不可行呢?

 “可行!”徐子良表示,这不但是他作为承办法官的个人意见,也是合议庭讨论后的结果。

根据双方的申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分别对陈先生和平女士就本案的买卖纠纷进行了心理测试,并出具了《心理测试分析意见》。

测试结果表明:先生在所涉及到与案情相关的情节问题上出现明显的说谎生理反映,女士在同样的问题上未出现说谎生理反映。根据测试数据综合判断,女士在这起买卖合同纠纷中的陈述,可信度明显高于陈先生。

“我们认为这次测谎的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并不代表只是根据测谎结论来判断是非。”徐子良介绍,参考测谎结论并结合原有的证据,合议庭认为女士的陈述相对于陈先生的陈述更具有概然性优势,因而认定被上诉人在200047并未支付现金61000元。

据此,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反光材料公司偿付7万余元货款。

【法官阐述】

测谎结论作为证据具合法性

徐子良

首先,测谎结论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三性”要求,具有证据能力。一项事物(物质材料或人的陈述)被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这项事物必须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只有这样这项事物才具有证据能力,或称证据资格。

测谎结论的客观性和关联性,这一点并无太大争议。测谎技术是现代生理学、心理学、身心医学、语言学、电子学等学科发展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如果被测试者撒谎,会产生较强的心理压力,从而在生理上产生异常变化。测谎技术就是根据这一原理来检测受测者内心对某事的“关心”程度所表现于生理上的各种反映,并据以判断被测者对某一客观事实所作的回答是否真实。

争议较大的是测谎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反对者认为测谎结论不属于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中的任何一种,作为证据使用缺乏法律依据,因而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赞成者则认为测谎结论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它是测谎专业人员就被测人对案件关联性问题的心理状态这一专门性问题经过专业测试和分析后,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意见,与一般的鉴定结论系对物的状态进行鉴定有所不同,测谎鉴定是对人的状态的鉴定,与精神病鉴定具有相同的性质。另有学者认为测谎结论是鉴定结论和当事人陈述的结合,而鉴定结论和当事人陈述都是法定证据形式,故测谎结论亦符合证据合法性的要求。

笔者认为,以测谎结论不属于法定的七种证据种类为由而认为测谎结论不符合证据“合法性”的要求是对证据“合法性”的误解。按照诉讼法理论,所谓证据的“合法性”,一是指一些证据的作证主体需符合法律规定,这主要是针对人证而言,如鉴定人必须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作的证言必须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符等;二是指一些证据的形式要件需符合法律规定,如鉴定结论必须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签名盖章,陈述笔录必须有陈述人的签名等;三是指证据的收集程序和方法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对于这三个合法性要件,测谎结论完全可以做到。

至于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种类只是对立法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证据形态的立法归纳,这七种证据的内涵外延法律并未明确界定,法律也未规定除这七种形态之外其他表现形态的涉案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律其实给证据种类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预留了空间。

譬如,随着电子证据的出现,学界对其属于哪一类法定证据亦是争论不休,但对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却鲜有怀疑的。同理,对测谎结论的证据种类归属可以继续探讨,但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却没有被剥夺的理由。如果一定要将测谎结论归属于现有的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笔者亦同意将测谎结论视为鉴定结论的一种,属于意见证据。

此外,测谎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率,这是国内外许多次研究得出的结果,较高的准确率也使得测谎结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综上,测谎结论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三性”要求,具有证据能力和较高的证明力,可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与其他证据相比,在民事诉讼中对测谎结论的使用相对于其他证据而言应更为慎重,应受若干条件的限制:

1、必须是被测试者自愿接受测谎。

2、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测谎资格认证管理制度之前,诉讼中的测谎应委托具有较高水准的省级公安机关下属的测谎机构进行。

3、测谎鉴定一般应在双方当事人大致形成证据均势的情形下才能付诸实施。

【法官简介】

徐子良,19757月生,19986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200312月获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学位。现为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在读博士研究生。

19987月进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民一庭、办公室、民四庭和研究室工作。现任研究室调研科副科长。

徐子良撰写的论文多次获奖:《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利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论通过司法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在我国之推进》、《论需求主导的司法价值及其指导下审判机制与方法的选择》分别获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二等奖;《需求主导、协同主义和本土经验———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司法之价值、机制与方法再思考》获上海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一等奖;《论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及当前之司法运用》获上海法院重大调研课题招标论文一等奖。

【从业格言】

付出大于回报的人始终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案件背景】

本案是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参考测谎鉴定结论,结合相关证据做出判决的案件,对民事诉讼中使用测谎结论进行证据补强做出了初步的尝试。

目前,尚没有司法解释确认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证据上的地位,能否在民事诉讼中使用测谎结论也存在争议。但本案中,双方证据证明力势均力敌,各方难以达到优势证据,假如此时就轻易启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认定原告败诉,显得草率。

虽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加重了当事人的义务,但实践中相应的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手段较为缺乏,而且相关的制度保障没有完善,影响了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有严格条件地尝试使用测谎结论,进一步接近事实真相,最终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本案审结之后,承办法官撰写了相关调研文章,并被《上海审判实践》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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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欣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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